簡讀中國史:世界史坐標下的中國,張宏杰,電子書,mobi,pdf,txt,epub,kindle,百度云全文閱讀下載

原創 qiangshuai521  2019-09-07 11:35  閱讀 396 views 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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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于夏朝的出現,中國傳統史書的解釋是,本來原始部族的三個領袖堯、舜、禹之間一直是高風亮節地禪讓的。然而后來大禹產生了私心,改變了傳位方式,傳給了兒子,中國歷史上第一個世襲王朝就這樣出現了。

當然,真實的歷史絕不可能這樣簡單。

上一章我們講到,夏王朝出現在河南,是中國內部各文明中心之間交流的結果,而現代考古學的進展則證明夏王朝的出現也有世界因素的刺激。什么世界因素呢?那就是青銅文明、小麥、牛和羊從中東傳到中國,推動了中國歷史上早期王朝的出現和發展。[11]

前面說過,世界上最早的文明出現在中東。兩河流域的蘇美爾文明比夏朝要早。公元前3500年,蘇美爾人就已經建立了發達的灌溉網,進入文明時代。公元前3000年,蘇美爾人已經建立城邦,從農村人變成城里人,修建了巨大而精美的神廟,留下了眾多精美的塑像,創立了成熟的歷法,還用楔形文字記載了當時復雜的社會生活(讀這些文字,你會驚訝于那時人類的心智已經成熟精微到那樣的程度)。而當時世界上其他地區的人,還處于原始社會末期。

青銅文明最早也產生在中東。中東早在公元前4000年就已經開始使用青銅器。人類學界已逐漸達成共識:“大約五千年前西亞和中亞部分地區已進入青銅時代,逐漸形成了青銅時代世界體系,歐洲與東亞都是這個體系的邊緣地區。大約四千年前東亞開始進入青銅時代世界體系。”[12]

這一點在考古學上的證據非常明顯。我們可以看到的是,已經挖掘出來的成熟的青銅器,按時間順序,是先出現在中東,然后出現在新疆,經過新疆的綠洲一點點向中國內陸傳播,經過甘肅,沿著黃河,傳到夏王朝可能的首都二里頭。“中國北方,由西往東,四壩文化、朱開溝文化、夏家店之下層,這一連串位在北疆的文化,都有銅刀、銅制裝飾品出土,其間有相當的一致性,時代大都在公元前第二千年紀早、中期。從地理位置來看,它們可以說連成一條青銅進入中國的通道。”[13]中原地區發現的第一批青銅器,是公元前19世紀后期,在二里頭文化第一、第二期出現的為數不多的一批青銅器,它們帶著濃郁的西北早期青銅文化圈風格。

因此,在絲綢之路之前,已經存在著一條青銅之路了。沿著這條青銅之路傳進來的,不只有青銅,還有小麥、黃牛和羊。這些也都是從中亞傳進來的。

有人說,牛、羊都是六畜之一,難道不是中國本土的物種嗎?

還真不是。中國內地的所有新石器時代遺址中,都沒發現過公元前2500年之前的馴養黃牛和綿羊的遺骸。

事實上,考古學家公認,人類文明最早期的一些馴化物種,幾乎都是在中亞和中東出現的,比如距今10000年前,人類在中亞西部馴化了小麥;也差不多同時,也就是10000年前,人類在中東馴化了綿羊和山羊;距今8000年前,人類在中東一帶馴化了黃牛。

“根據考古資料,中國沒有小麥、大麥和燕麥栽培過程的證據”,“綿羊和山羊引入中國在某種程度上和小麥、大麥的東傳是平行發生的”[14],這些馴化物種,小麥、牛和羊,傳入中國的途徑和青銅相同,它們先是傳入新疆,然后傳入了中原。在公元前2500年之后,馴養的牛和羊的骸骨開始出現在中國內地的遺址中,而且數量越來越多。所以考古發現,在中國新石器時代的遺址中,公元前2500年以前用來祭祀的供品一直是豬,從來沒有出現過牛和羊。而到了商周時代,就普遍地改用牛和羊了。“中原地區,除了傳統的豬殉葬外,綿羊首先在河南偃師商城成為殉葬儀式中的組成部分。這種做法在商代晚期的都城安陽殷墟變得更加司空見慣。”[15]商代甲骨文中多次提到“太牢”和“少牢”,太牢就是指祭祀時用牛、羊和豬,少牢就是只用羊和豬。

因此,六畜之中,只有一半,也就是豬、狗、雞,是中國的土產。其他三種,馬、牛、羊,都是從中亞傳進來的。[16]

那么,牛、羊、小麥的傳入,和中國早期王朝的出現有什么關系呢?

它們提高了生產力。

中國本來沒有食草的馴養動物,豬、狗、雞都不吃草。所以牛和羊傳進來后,既不會跟中國本土的豬、狗等傳統家畜爭奪食物,又為中國人提供了大量的新的肉食來源。

小麥是一種高產農作物,中原地區原來都是種小米的,但夏代之前突然開始普遍種植小麥。

因此,這些外來物種的貢獻首先是提供了大量食物,支持人口增長。

“外來馴化的動植物,如小麥、大麥、綿羊、山羊和黃牛,最早出現在新石器時代晚期,在二里頭和商時期逐漸成為常見之物,成為新的食物來源,使城市中心的人口迅速增長,也促進了早期國家疆域的擴張。”[17]

其次,小麥和青銅的引進,提升了中國人的組織能力。

“由于小麥是需要灌溉的農作物,因此它的大面積種植需要公共管理系統對水源進行分配與調節。”[18]這就需要出現新的社會管理組織,正是這種需要促進了中原文明的發展。而青銅器的出現,更促進了文明不斷成熟。因為與石器和木器相比,青銅器的制造要復雜許多倍,需要通過大規模的精密的社會組織行為才能實現。

“考古資料顯示,如果沒有吸收來自中國之外的很多新技術,中國文明不可能達到這么高的復雜程度。最顯著的發明如青銅技術、馬車、小麥、大麥、馬、山羊、綿羊,都是從中亞傳入中國的。……與外部世界的交流刺激了中國社會政治與技術的發展。外來技術被中原居民改造,并被納入本土的社會政治與精神觀念系統。”[19]

所以夏文明的出現并非偶然,是外因和內因交互作用的結果。“外來刺激常常引起質變。日本近萬年的繩紋時代文化發展緩慢,受外來文化影響彌生時代文化發展異常迅速。中國的新石器時代6000多年發展緩慢,進入青銅時代明顯加速。”[20]

“在國家形成期,從二里頭到商,(外來)技術運用之密集度與強度都達到了很高的水平。”[21]

如果說我所引用的上述眾多學者的研究成果,還不足以讓你相信外來因素對中華文化的刺激作用,那么我只能引用由國家支持的多學科結合、研究中國歷史與古代文化的重大科研項目“中華文明起源與早期發展綜合研究”(簡稱“中華文明探源工程”)的結論了:“探源工程最近十來年最新的發現表明,盡管中國文明的起源、早期形成和發展過程由于地理的原因處在東亞地區,是相對孤立、相對獨立、自己摸索向前發展的,但是在古國時代的晚期,最近十來年考古工作的重要成果表明,中國文明和其他文明有了接觸,源自于中亞地區的麥類作物,黃牛、綿羊、山羊等家畜品種以及青銅冶金技術,在這個時期陸續進入了中國文明之中。而且,其中一部分很快地被加以改造和提升。這就為中國文明的持續發展注入了新的動力或者能量,也就體現了中國文明的互相借鑒、兼收并蓄能力。”[22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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